媒体探寻三亚历史：何时问世？新旧三亚变化在哪？

榆亚地区古代水陆交通追溯图

明代三亚核心区域。白字为当代，浅红字为明代。五角星表示“里”的主村。

文/图 何以端

古三亚何时出现，位置在哪?

迄今为止，未见信史意义上的答案。人们所谈的古三亚，其实都在今三亚。

本文据史料考证：明代三亚能形成较大居民点，出现墟市，再到成为整个崖州东翼的社会中心，主要凭借三大支柱。

古驿道定位了古三亚，毕潭港位置浮出水面。三亚河口文明随水文而演化，形成相距二十里的上、下两大块。古三亚涅槃于一片葱绿田洋之中，今天无人知晓。

三亚不光有鹿回头故事，还能追寻足够多的信史。文中各节观点，均系首创。

另辟蹊径寻源头

三亚，作为一个地名，最早什么时候出现?

现存明代两种海南史料，《正德琼台志》及《万历琼州府志》，都载有“三亚里”。此前的其他史料，均未发现“三亚”地名。

里，与都图一样，是自元至清的基层赋役单元，每里或图包含不少于110个有男丁的户。明初定制，全国每十年一次“大造”(人口及田亩普查)，录入“黄册”，据以征集赋役，并调整、增减都图建置。三亚里的创建，肯定源自某次大造后的增设，自然也载入当时的地方志，可惜史料早就亡佚了。

成书于1512年的《正德琼台志》，是现存最早的海南地方志，如果不得不以这个年份作为三亚地名出现之始，肯定存在较大误差。

笔者发现，还有一个可靠的追溯渠道，就是选举(科举)人物志，即该志第三十九卷。

历代均重科举，对有科举功名的人，府县方志照例全员记载，包括中举或入贡的年号、生员名字、籍贯等等，历代相传。这就提供了有效前溯的可能性。

贡生，是从府、州、县儒学廪生中，选拔优异者应试，以便升入国子监(太学)读书的人。“廪生”是食朝廷米粮的正式学生，须是秀才中试的一等者;“贡生”意为向国家贡献的优秀人才，通常被称为副举人，是外放做官的起码资格，其中能进太学的，就是“监生”了。

贡生的主要来源是各地每年一次的举荐，称为“岁贡”，此外另有一些不定期、不同名目的入贡。岁贡的数量，不同时期略有更改，多数时候按照明初定制，即府学每年二人，州学两年三人，县学每年一人。三亚古属崖州，州级儒学“廪生”限额为30人，每年可以交替“贡生”一人或二人。

在贡生记录中，寻找到最早的三亚里。

三亚年龄：580余岁还是610余岁?

提到大明宣德(1426-1435)年号，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稀世珍宝“宣德炉”，也有人会想到臻于古代烧制技术高峰的宣德青花瓷，还有人知道是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……在宣德，明前期向中期过渡，尚属“繁华盛世”。

宣德某年，崖州儒学照例又有廪生被举荐为“岁贡生”了。

不知道这年是一名还是两名，也不知道岁贡的相貌、高矮、年龄、学问，只知道其中一位，姓傅，名谦——如果三亚市区要写一本像样的历史书，宣德炉与青花瓷未必会提及，但这位傅谦，或许注定不会被漏掉。

为什么?因为傅谦的籍贯是“三亚里”，是迄今为止见于记载的第一位“三亚”贡生，而这个记载，又成为我们今天能找到“三亚”两个字的最早源头。

这有点像北京猿人那个头盖骨。成千上万的北京猿人曾经来了又去，无影无踪了，唯有这个头盖骨偶尔留存、又偶尔被发现，从而被追溯确认出东亚直立人的整整一个进化阶段。在三亚的历史上，傅谦先生，就是那个头盖骨。

傅谦入贡以后，正统年间(1436-1449)三亚里再有谭政入贡，此后做过“田州府照磨”。照磨，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监察和审计长官，府级照磨，品秩为从九品。再后的弘治二年(1489年)，三亚里人王尚忠，高中应天榜举人，这是“三亚”第一位举人。其弟王尚文，亦入弘治岁贡(均据《光绪崖州志》)。此外，弘治岁贡的三亚里人谭经，官至湖北襄阳县丞，县丞就是副县长，正八品，大的县才设置。

这几位，就是“三亚人”外地为官的最早记录了。

由此推断，“三亚里”作为地名，出现距今至少已有580余年。

其实，三亚里及其西面的椰根里，或许形成得更早。理由是：据正德志洪武二十四年(13世纪末)的户籍统计，崖州人口大增，户数达到4374户，比后来正德年间的统计数2435户还要多八成。以洪武间制定的“图”“里”户数标准，足以充满正德年间全崖州21个“里”而绰绰有余，后来反而大量减少。所以，三亚等几个里，大有可能在洪武二十四年或更早，即已经建置。

遗憾的是，无法看到洪武二十四年前后的都图状况，所以只是假说。

只有“傅谦入贡”记录，才是板上钉钉的年份，这比正德志成书年代早了八九十年。除非能发现更早的另一口“钉”，否则“三亚”的年龄就只能依靠傅谦，算是580余岁，而不能算是洪武二十四年的610余岁。

“上三亚”与“下三亚”

航班舷窗下的“上三亚”一瞥，白字为明代，黑字为当代。

历史上的三亚，位置在哪?

迄今为止，人们一谈及古三亚，就难免陷入今古名实的混淆而不自知。

很多人以为月川桥东北的“月川村”一带，就是原来的三亚村，其实，那是明清“临川里”的主村。而现在河西区南部至三亚港务局水边，明代尚无居民点记载，清末也只叫三亚港市，民初才改称三亚市。

古代“三亚”与当代三亚市建成区，是基本不相干的，后者当时属临川里，大致是金鸡岭以南。临川历史更为悠久，唐宋临川史、明清临川里社会发育史，自成一篇，这里不展开。不过今日的核心市区，元明间还只是沙洲甚至浅海。

明清三亚村、三亚市，在今日三亚老机场正北，妙林田洋西南角，就是高铁三亚站正西方约2.5公里，林家村西南约1公里，水蛟溪以东、以北，铁路沿线及以南的一块田畴。明代三亚社会整体在金鸡岭以北，为方便阐述，本文称为“上三亚”。

清末之前，上三亚一直是崖东的核心;清末民初，金鸡岭以南的“下三亚”也就是今人熟知的三亚，迅速崛起。日军修三亚飞机场，上三亚主村被摧毁。

下面分析上三亚的形成，同时阐述对这个定位的考据。

三亚河潟湖遗迹区，可见小型湿地处处。近年开发房地产，基本上都被填平。

明清“三亚”，从无到有，并逐渐成为整个崖州东翼最重要的社会中心，基本条件是三亚河口冲积洲，使水田稻作文明能够充分发育。具体而言是三大支柱，即驿道、农耕、渔航——

第一：驿道所经，铺舍所在。义兴桥是必经之路，点线清晰可考。

第二：桑高军屯。是崖东最早的规模灌溉农耕团组，罢军屯后形成“桑高里”，其耕地，就是榆亚地区最大田洋“妙林洋”的主体部分。

第三：毕潭港。是明代崖东首港，“占城贡船”指定停泊地，晚明形成番疍渔航人群的“所三亚里”。

三大支柱，以及上、下三亚的历史演替，都与三亚河密切相关。

三亚河由三大支构成。地图上看，就像一株三四股叉的珊瑚树，分别叫六罗水、水蛟溪、半岭水。六罗水居中，为干流，发源于三亚与保亭交界山区，南流途中汇入林家小支流，再穿过黄猄村下降至平原，穿过妙林田洋;流至市北凤凰路南，汇入左(西)支流水蛟溪，之后称为三亚河;南流至月川村南再汇入右(东)支流半岭水(半岭水此段又称临春河或东河)，竖贯三亚市区，由三亚港西口出海。

三亚河各段名称，在古志并不统一：主流明代称多银水，清代称三亚水，经黄猄村后降至平原段又称椰根水;左支流明代却称三亚水，清代则称大陂水;右支流明清均称为临川水，下降至平原一段又称荔枝沟水。同时，“多银水”常被混称，藤桥河之一亦曾被称“椰根水”，详情此处不展开。

因此，不能机械引用史料，要冷静分析，与里程、事象、当代地图地势相互印证，才能作出接近史实的考据。

定位义兴桥

先说第一条：驿道。

根据现存史料，崖州未见宋桥的记录。元代则记载不少。三亚河三条支流，在临近交汇处都架了木桥：

义兴桥，在州东一百里三亚村。元以木建，阔二丈，长三丈。国朝永乐间，土人重修。天顺间，广客周源捐财，驾(架)以厚板，上竖栏杆。每年三亚村人修理。水自东北佛栖黎山，南经临川港入海。

刘家桥，在州东一百五里董平乡，元以木建。水自北畔多枝山西南流，合义兴桥(水)入临川海。

多银桥，在州东一百二十里多银铺，元以木建。水自西北罗蔡山下，流出临川港入海。

山口桥，在多银桥东二里，木建(均据《正德琼台志·卷十二》)。

多银水，在州东一百一十里。出自罗崩黎村岭下，经多银村官道，通临川港入海(《正德琼台志·卷六》)。

“元以木建”的三道桥，分别架于三亚河三条水道上，使驿道主体可通。自西往东为义兴桥、刘家桥和多银桥，明清一直有维修。

由于榆亚诸水命名或记载的历史混乱，从正德志里程分析，多银铺的多银桥，只能架在右路半岭水，即临川水上，而州东一百零五里的刘家桥，才是架在中路“通临川港入海”、“在州东一百一十里”的多银水上。

多银桥再东的“山口桥”，当代223国道与荔枝沟路将要汇合处，仍可看到一道水泥桥，架于半岭水以东一道小支流上。山口桥应该也是“元以木建”的，因为较小，旧志省略了。

所谓山口，就是南丁岭与海螺岭之间。这里是三亚地区东北唯一的天然孔道，不但古驿，当代无论公路还是高铁，只要不钻隧道就都必须从此经过。这个清晰地势，确证了明代多银桥、铺的位置。

天涯海角风景区所在的马岭海边，是古驿必经的咽喉之地。从岭脚东行到“山口桥”基本上是一马平川，没有大的山河阻隔，所以驿道必取近似直线，过山口桥后略转，准备穿越回风岭天险。

以古代生产力，只有在三亚河支流未汇合、河面不太宽之处，即“上三亚”才能分别架桥。水蛟溪与六罗水一旦合流，就是毕潭港古潟湖，宽得根本不能架桥了。因此，义兴桥等四座桥及三亚村的定位考据，是过硬的，在当代地图上可以将古志记述的各桥里程，标志得丝丝入扣。

义兴桥附近，堪称古代榆亚经济圈的核心。桥西是椰根里，桥东是三亚里和所三亚里。明代义兴桥“阔二丈，长三丈”，如无笔误，此桥已算得相当宏伟，可以轻易对开马车。据《光绪崖州志》载，从永乐到光绪数百年，民众不但多次重修义兴桥，而且“又有大桥，在三亚村北，村人建”，一派交通枢纽景象。民初，义兴桥仍在。

榆亚地区驿道，明初只有多银铺，至于都许驿及都许铺是否靠近义兴桥，由于方志里程记载出现较大笔误，未能确定。到了清初，三亚铺、榆林铺，后来的荔枝沟铺等今天熟悉的地名，都有了。

从桥名看，义兴桥还透露出元代三亚尚未得名，否则就应该叫三亚桥了。因为历代不废而“每年三亚村人修理”，元桥位置及桥名，均得保存不变。假如桥毁后不再建，故址应该早就湮没。

厘清了驿道，“上三亚”的定位就有了充分理据。

出现规模农耕

妙林洋西南角的田畴

明清三亚，就在妙林洋西南角这片田洋中

再说第二个支柱：桑高军屯。

洪武中有旨，海南每个千户所各立三个军屯，每屯规制为两千余亩耕地，各拨一个百户所即110军户，实施屯田开耕。崖州千户所设立了桑高、北山、湳西(《正德琼台志·卷二十一》)。

考这三屯，北山屯位于崖城平原北端，引宁远河支流龙潭溪灌溉;湳西屯位于今吉阳镇街以东，引榆林水灌溉，明驿道有湳西铺;桑高屯位于今三亚市区北缘的妙林洋。遗址现今都有数千亩或更多平坦好地。

直到元末，琼南还是地广人稀，只有零星旱作游耕，民以薯蓣为主食，兼以旱稻，灌溉农耕未成规模。洪武时吏治甚严，军屯绝不敢侵吞民田，当时这大片沃土除了妙林洋西部或已有少量民户耕种外，基本都是荒野。沃土尚且如此，其余荒坡沙地可知。

桑高屯位于妙林洋中部至东部，在后来的椰根陂东侧，灌区或相当于后来的“南略陂”。宣德初(1426年)朝廷一度罢撤军屯。正统二年(1438年)重启，但是每千户所减少一屯，崖州就减了桑高屯，民里“桑高里”继之。再后与椰根里合拼，《正德琼台志·乡都》载“椰根里，桑高里并”，可证。

考“桑高”与“三亚”，发音有近似处，尤以海府地区的海南话更为接近。古志土著地名往往经过“重译”即由两重甚至更多的语言翻译，方能着字，过程中或有失真。桑高地名何来?两地名之间是否有渊源关系?暂无法进一步考据。

三个军屯，成为琼南规模灌溉农耕的领头羊，引领水田稻作迅猛发展，成就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期。三亚水与六罗水下游河畔，明前期椰根陂、南略陂等灌区已开发成熟，滚水坝“每年民自修筑”，就是今日连片万亩、被榆亚人称为“米缸田”的妙林洋。由此形成椰根、三亚两个民里，两三百民户，成为仅次于崖城平原的大经济区。成化年间崖州东翼唯一的“预备仓”，即备荒救济的粮仓，就设于三亚村。

湳西军屯未废，或因交通不便，此后未形成单一民里，只是永宁乡的一部分，默默无闻。

17世纪初的《万历琼州府志》，墟市项下首次出现了“三亚市，驿前”。从万历到光绪各志，均载三亚市在州东一百里，可见明清三亚市一直在驿道边，三亚村附近，与今日市区无关。

国际港口毕潭

三亚村兴旺的第三个支柱，是它紧邻重要港口，就是后来因为淤积而消失的毕潭港。

《正德琼台志·卷六》载：“毕潭港，在州东一百里三亚村南海口，占城贡船泊此。”位置清晰，故址在今日水蛟溪与六罗水合流之处，回新社区以东、红树湾楼盘以西的一段三亚河及洼地。

三亚河这一段，是古潟湖，水面比今天远为宽广，当时就以“海”称之。正德志这里说是“海口”，还有说“临川海”的——上文刘家桥水，就“合义兴桥(水)入临川海”。

毕潭港在三亚村东南两三里，由于潟湖深入，是避风良港。朝廷明定“占城贡船泊此”，其余番国贡船，皆泊崖西望楼港。

占城，即今越南民主共和国北半部，永乐间一度直属我国，设州郡，宣德间重立为属国，与明朝关系特殊而密切。按正德志的记载，其上贡是诸番国中最频繁的。

番贡是涉外事务，番使是必上金銮殿的。“凡番贡，多经琼州，必遣官辅护”，指定泊番船的，亦必是良港。明代正德和万历两部府志的崖州舆图，崖东的唯一港口都是“澤(畢)潭港”，可见其首港地位。

三亚文史前辈徐日霖先生，挖掘披露了明前期的天顺年间，广东巡抚叶盛关于“毕潭港”的两份奏章(报道见2013年1月13日《三亚日报》，史料见《明·叶文庄公奏议·两广奏草·卷二》)，诚为与毕潭港直接相关的重要史料。

第一份《题为夷人进贡事》，内称：

天顺二年(1458年)七月初六日辰时，据三亚口夫报，有双桅大船一只，在于本境东路三亚鹿回头海面湾泊，据报随即会同巡简(检)司官兵、当地浦老蒲思麻印等，坐驾采鱼船前去探问，称系占城国进贡船。

船上装载犀牛和大象各一，经勘合验证后，由地方官兵“将前船撁入稳便毕潭港顿泊”，然后按规定层层上报至皇帝。按此次上贡，正德志未记载。

第二份奏章，《题为进贡船只事》称：天顺七年五月，“占城国进贡白黑象只方物船只，到泊崖州三亚海面”，也是层层上报。此次与正德志“天顺七年，贡白黑象”之载相符。

为什么两份奏章都说是“三亚海面”，而不说离鹿回头海区更近的“临川海面”?这反映了三亚里管属毕潭港、而只有“稳便”的毕潭港才是外洋商港的事实，因此三亚之名扩展到鹿回头周边外海，而临川港则只是本土渔港。

从两份奏章可见，外船每次都不直接进港，只能停泊外海，由我方官兵“撁入”相关港口，这很像当代宣示主权的“引水员”制度;而奏章随后阐述的搜捡、查封经过，正是当代海关的操作要素。三亚区区一里，就成为朝廷直接处置涉外事务的基层部门了，这种管治关系，过去似乎未探讨过。

此外，“当地浦老蒲思麻印”，“浦老”意即渔航人群的头目，“蒲思麻印”明显是“番人”名字。番人多蒲姓，正德志就有载，至今羊栏回族同胞姓蒲的仍不少。

正德志载，与叶盛奏章同期的天顺间，“广客周源”捐款大修义兴桥，反映了当时三亚商圈之发达，包括广州商人的诸色人群，往来活跃。

《万历琼州府志》除了记载毕潭港，还出现了“所三亚里”，顾名思义，是由三亚里分置。此后，“三亚海面”的说法仍无需变更。临川里注明“半灶户”，灶户即盐户;三亚里和椰根里则不载。该志称崖州共21个里、厢，细数只录入了19个，作为崖东农耕基本力量的三亚里和椰根里，应该没消失，而刚巧就是被漏录的两个。

成书早十余年(1601年)的《万历广东通志·琼州府》，录入了三亚里和椰根里，却未有“所三亚里”。该志称崖州14个里，数其名，齐足无缺。通志材料难免有滞后，所三亚里分置，应是万历《府志》成书前不太久。

《府志》将“所三亚”与崖州其它三个港口里一并注明：“以上四里属河泊所”。可见“所三亚”含义是“由河泊所管辖的三亚里”，即渔航之民，这与“番人”入驻增长有关，所三亚里的“番村”依港而生，位置大概是今“南方航空城”一带，尽管该村直到《光绪崖州志》才见诸记载。

这样，榆亚地区的四个赋役单元——椰根里(明代有椰根村、羊栏村)、三亚里(清代称为“正三亚里”以资区别，主村三亚村)、临川里(主村月川村)、所三亚里(主村番村)，在17世纪初的明后期都陆续出场，清代不变。

四个里中，三个在上三亚，只有最古老的一个，一直在下三亚。

新旧港演替

明清之交，毕潭港开始淤塞，反映了由于元明间铁器普及，民黎人数大增，加重森林砍伐使得河水含沙量大增的史实。

清初形成的“三亚港”，与临川老港不一样。康乾两版《崖州志》均载“临川港，即三亚港后”，“榆林港，在临川港后”，空间关系很清楚，可见清代与今天的三亚港位置相同。至于三亚港里程载为一百六十里，则属笔误。正德志所载：临川港水“分为两派，前后夹流临川地”，正是今日三亚市河东区港门村的地势，而不是河西区三亚港地势，两者可相互印证。

到晚清《光绪崖州志》，三亚港里程被更正为“州东一百二十里”，同时不载临川港。这反映由于淤积，临川港已无足轻重，主要作为盐场。

老毕潭港淤塞，新三亚港淤成，可能是一个百年渐进的过程。清初虽然老港不能常年泊海船，但季节性大船、全年中小船都还是可以运作的，毕潭港或许到清末才完全湮废。总之，这是河口常常演出的历史剧。

1930年《海南岛志》的三亚港图，显示了新旧三亚的位置。

水文变化使老三亚市受到影响，经济重心逐步向新港转移。晚清，三亚港形成“三亚港市”。到1930年陈铭枢《海南岛志》时，三亚港市就被直接称为三亚市了，老三亚市相应地被改称为“三亚街”，规模远不如渔盐商航合一的新兴“三亚市”。

所以，明清的三亚市与民初二三十年代的三亚街，是一回事，都指本文的上三亚。但是，四五十年代的三亚街，即现代三亚市区，就是另一回事了，是下三亚了。

清前期诸版《一统志》、《通志》、《府志》，都有“三亚港，又名临川港”的记述，同时将里程误为一百六十里。这应是上级志书的撮抄含混，广泛误导今人。当代《海南史志网》称“清雍正六年，临川港改称三亚港”，徐日霖先生大文，指毕潭港为三亚港，均系受此影响。

毕潭港在“州东一百里”，有明一代，实未见“三亚港”之载。两港里程相差二十里，都可以在当代地图印证。一旦混淆，三亚历史必然整体混沌。

作为基层地方志的清代各版《崖州志》，所载“临川港，即三亚港后”，“榆林港，在临川港后”，且皆不载毕潭港(《乾隆崖州志》舆图有毕潭港，不必深究)。这才是史源性表述，尤以《光绪崖州志》里程全部正确。研究者幸察之。

至于闻名遐迩的深水良港榆林，明代未有记载。相似位置，载有“田尾港”，“通船载运”，地位并不显赫。原因应是榆林水河谷狭窄，两侧山地紧夹，交通不便，所以良港作用未显。

三亚河下游地势宽缓平坦，便于农商，不像榆林水河槽深切。这也有利有弊，港口便较易淤积，遂有下三亚之迁。人类活动必然对环境施加压力，港口外移是河道加速淤积的结果。脱离这个考量，就很难通过不同朝代记述的异同，理出脉络。

笔者曾首议宁远河口诸港历史上的一再外移。本文重现明代三亚村、毕潭港位置，首议上、下三亚的发展演化概念，亦本同一原理。

无声涅槃七十载

文末，阐述老三亚市的消失。

1940年5月，日军为修三亚军用飞机场，将原三亚村、三亚街和番村总共近千户居民都逼迁到羊栏、妙林等地，民房全部拆除，其中仅三亚村就迁出400余家。后来再修三亚军港，更将整个三亚河西区划为军事禁区。

战火将“上三亚”的文明记忆，彻底割断。

这个曾浸透三亚人民血泪的日军机场，解放后获得新生。经过维修扩建，一直作为军用机场沿用至今，1960至1980年代还曾经是军民两用的“三亚机场”，是凤凰机场的前身。

追溯前缘，当代本土一些文化前辈认为：清代老三亚村及三亚街，就在机场东北部。笔者不敢苟同。明清老三亚，其实在当代机场以北至少1公里开外。

虽然日军修机场时，跑道可能比今天的更短，但他们惧怕我抗日武装袭击。二战时轻迫击炮的射程为六七百米，步枪及轻重机枪射程超过1.5公里，重迫击炮射程更远。为使其核心建置在陆军常规火力的威胁之外，必须把军事禁区划得很大。日军当然不会顾惜中国民生和情感，三个老村就此被毁，更远的林家村，得以幸存。

侵略军拆迁，是无差别的彻底夷平，连祖坟都不让剩下。然后，整片成为无人区，围以明岗暗堡铁丝网，所有地表记忆被完全清除。那几年，铁蹄下的同胞生存艰难，大量死亡，榆亚居民点曾一再被逼迁，人文历史随之被一再割断。几十年后，即使是本土资深人士，也难于凭记忆准确复原战前的居民点位置了。

仅仅由于驿道、港口的特殊地理，本文才能凭借点滴史料，追溯复原这三个老村故址。

……

明清三亚消失的沧桑，早已随风逝去。每天在宽阔凤凰路上飞驰而过的车辆，数不胜数，没有谁对这片葱绿的田洋多探究一眼。更没有人想到，拥有600年历史的老三亚，无声地涅槃在这里已70多年，而一轮全新的高层建筑群，又拔地而起。前几年还能看到连片湿地风貌的毕潭港遗址，现在也已填土造城了。

还会有人知道，这里曾是整个崖州东部的社会核心吗?作为世界知名旅游胜地三亚的老根，设立一座“明清三亚村故址”的亭子，供人凭吊，不但并不为过，而且是大有旅游价值的。在追古名古的潮流下，这里的小区，也很可以叫做“三亚古村”的啊。